东西问|意大利学者法比奥·帕兰迪：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？

　　(东西问)文明根性特别策划(三)之二：意大利学者法比奥·帕兰迪：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？

　　中新社北京2月22日电 题：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？

　　作者 法比奥·马西莫·帕兰迪 意大利洛伦佐·德·美第奇国际学院副教授、(中国)外交学院外籍副教授

　　中国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成功摆脱普遍贫困状态，甚至战胜了绝对贫困。当前，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关键参与者，其发展模式(包括政治、经济和组织模式)也被越来越多地研究和学习。

　　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

　　中国外交传统中的一个关键词是“共存”，即拒绝政治实体之间的对抗，持续倡导反对国际竞争、冲突的理念和做法。在不到70年时间里，新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举世瞩目，但也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联盟体系视为威胁(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)。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令人惊叹，不仅在于发展速度，更在于其文明的长盛不衰。

　　中国发展与西方强国的崛起有着巨大差异。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损害第三国利益，从未发动战争或剥削人民。换句话说，“中国奇迹”并非从天而降，也未有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法。恰恰相反，这一伟大变革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得以实现。

　　我近期出版的意大利文新书《中国之路——对于共同未来的挑战》(有简短的中文和英文版)，试图分析与西方模式相比，中国模式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独特性。

　　中华文明虽已高度现代化，并能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，但不同的是，中国有着独特而悠久的历史。历史、哲学和实践的连续性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政治，以儒家传统为中心，并在历史上与道教和佛教相融合。正如英国学者马丁·雅克所言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，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未被西方化。了解真实的中国，是建立良性、和平、有远见的合作关系的最低要求。

　　相互了解、相互尊重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。在中国的愿景里，全球治理应促进和平关系，这需要持续的承诺、讨论和对话。

　　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？

　　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主因有三个方面。

　　首先，和平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。费正清和乔万尼·阿里吉(Giovanni Arrighi)均强调，中国在14至19世纪曾有长达五个世纪的和平时期(除少部分地区)，但欧洲只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持续和平(1815年至1914年)。总体来说，中国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扩张主义，也不是军备竞赛的推动者，而西方国家却相反。

　　第二，和平与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和愿景，也是民族解放和发展的先决条件。近代历史上，中国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，也是不结盟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。

　　第三，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基本原则。1954年以来，中国外交文化一直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：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。

　　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又一明证

　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通过交流、对话、相互理解来建立和平关系，不仅是加强商业和金融相互依存的途径，也为加强国家间政治协调、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提供机遇。

　　中国充分认识到解决区域间互联互通问题的必要性，因而提出以欧亚大陆和非洲为中心、覆盖全球范围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古丝绸之路上交流合作的历史，为今天该倡议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。

　　“一带一路”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优先、民生重于利益、合作重于竞争，以伙伴关系取代联盟集团(不存在国家间的政治歧视)，以包容取代对抗(不要求军事联盟或投资)，因此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又一明证。历史上，西方从未诞生过类似计划，即便在其鼎盛时期也没有。

　　中西方发展模式的其他差异

　　资本主义扩张通过商业、金融竞争或地缘政治竞争攫取和摧毁对手资产，带来国家间对抗增加，为“无休止的积累”创造空间。在过度扩张中，某些海外经济资本实际上是通过金融或军事行动(美国模式)，在缺乏竞争、政治腐败条件下，以极低价格攫取利益。

　　中国的做法与此相反，不通过军事扩张主义，也没有建立令人窒息的信贷体系，与合作伙伴在谈判协商基础上确立可持续的贷款额度，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(如不干涉内政)，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与和平共处。可以说，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正在形成。

　　新冠疫情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，西方暴露出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构性缺陷，这些错误和弱点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无关系。信息混乱、社会分裂、西方政府对疫情的低估和政治化操作，就是其中的几个例子。

　　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中国特色的全球化？

　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“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”过程联系起来。几十年来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，但社会经济不平等、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：如20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系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，以及以虚假“反恐战争”为名实施“人道主义”战争(实际是出于战略目的支持区域恐怖主义行动)和政权更迭。

　　今天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越来越清晰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减少(推动市场管制的放松)，政府成为商业团体及其特殊利益的代言人，西方新自由主义暴露出深刻的结构性缺陷，在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比时显得尤为突出。

　　如前所述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，以系统性危机和“人道主义”战争为标志，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邪恶和最具破坏性的结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中国加快对港口、铁路、工业、数字、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强诸如医疗卫生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。

　　西方模式具有侵略性和破坏性，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是其替代方案。因此，美国及其盟友开始制造“威胁”阻碍中国发展：通过军事、金融、社会、媒体的联合行动重建和复制单极世界体系，不断玩火并将失去最后残留的公信力。

　　美国正将自己和世界置于持续动荡和混乱之中，中国则以一种建设性、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弥补国家间差距，为全人类而非为少部分人谋利益。(完)

　　作者简介：

　　法比奥·马西莫·帕兰迪(Fabio Massimo Parenti)，意大利洛伦佐·德·美第奇国际学院副教授、(中国)外交学院国际经济政策学外籍副教授。他从事当代中国研究15年，教授全球金融市场、中国发展和全球性转移、全球化和社会变革、战争和媒体等课程，最近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相关研究。著有《中国之路——面对共同未来的挑战》(2021年)、《地缘金融和地缘政治学》(2018年)、《繁荣的社会主义》(2017年)等多部意、中、英文专著。